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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智素养

 

人们把有文化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,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,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,从而对经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,并形成了他们的新文化观。

折叠儒贾相通观

对于儒和贾,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“儒为名高,贾为厚利”,认为儒、贾追求目标不一。

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,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,儒可贾,贾可仕,仕可不失贾业。例如,明代蒲州商人王瑶,就是“行货而教义,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”。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,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,而徽商无。

折叠义利相通观

义,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,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。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,诚信戒欺,重视商誉,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“诚”与“不欺”,尽管“不务仁义之行,而徒以机利相高”的商人大有人在,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。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,就是由于“与辽左通货财,久著信义”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,后来当上皇商,并由此获得厚利。诚信不欺,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。“诚召天下客,义纳八方财”,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。

折叠谋略竞争观

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,也是经营管理哲学。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,“与人相对而争利,天下之至难也”。深谋略,通权变,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,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。明人张四维说:“蒲俗,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,故其业有不终身(生)变老,有不终岁变者,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。”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,“始亦以居货走四方,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。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,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。国家亦有榷务存焉,法弊利雍。诸贾过,不以正目视之。公独曰:此可居也。遂相地制宜,审时观变,究览鹾政,……人所弃我则取之,人所去我则就之,而公之业益饶”。

折叠修身正己观

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“修身、正己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以自我修养为前提。“知所以修身,则知所以治人,知所以治人,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”。这就是说,修身正己,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、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,孟子主张“仁义礼智信”,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“智信仁勇严”,《三略》概括为“道、德、义、仁、礼”。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。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。[2]

折叠科技应用观

数学、地理、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,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对数学、地理、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。明代蒲州大商张四教,16岁服贾远游,“所经纪废居,咸出人意”。其兄张四维说他“尤精《九章算术》,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,弟皆按籍妙解,不由师授。

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《生意世事初阶》基础上,编著了《贸易须知》,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,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。由以上之例不难看出,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,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。

总之,明清晋商精神表现了山西人经商的思想品质、经营谋略、经营作风、文化观念等,这是晋商取得商业成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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